我由青少年走向中年的过程，也是中国大陆文学由盛而“衰”的过程。30年前我的学生时代，也就是被称为解冻时代的上世纪80年代，文学何其兴盛：每本文学杂志的发行量都能轻松过万，发行数十万册甚至上百万册的“大佬”比如今财富排行榜上的名单还多；众人争阅一本小说是家庭、寝室、公园等地随处可见的风景；一个无名作者哪天在权威刊物上发表一篇小说，不但可以像今天的选秀冠军一样一夜成名，还会有接踵而来的转干、提拔、重用等等“大变活人”式的命运改变；征婚广告中“爱好文学”几乎成为品位男女的择偶标配，似乎比现在宣示的“有房有车”更显得理直气壮和光彩照人……然而，这一切随着工业时代和电子时代的到来而急剧变化，当电视、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渐次普及，当网聊、网游、刷博、嗨歌等时尚的行为方式瓜分人们的审美趣味后，文学便迅速被挤兑出原有的中心位置，像一个身板已经僵硬、声音已经沙哑的“名角”，心有不甘却身不由己地撤退至舞台的边缘，任后来者在舞台上唱念做打和排兵布阵，出演这个变局时代“无厘头”的杂剧。于是，文学刊物的发行量如同羞于启齿的未婚大姑娘的年龄；要骂人又不想带脏字的话称他为诗人便立马生效；作家不再是镜头前的焦点饭桌上的主座，往往成了风光四溢的老板、影星、主持人的陪衬；文学不但不能让人一夜名利双收，而且很多曾经的“文学人”沦为贫病交加的“难民”……
面对这种失宠的溃退和遗弃，那些曾被文学滋养和娇惯的人曾一度感到了某种窒息，不断地发出求救信号，甚至发出文学即将死亡的哀号，以求如同传统戏曲里公子落难时忽然有神仙搭救那种幸运。然而多年过去，这种呼唤“临终关怀”的声音日渐衰微甚至完全消遁——他们是对大众化世俗化的精神疆土彻底绝望，还是绝望之后患上了文学的自闭症和抑郁症?是在无奈的现实中内心麻木，还是不再担心边缘再次“边缘”反而变得更加坦然?但有一点可以让他们稍感慰藉的事实是，文学尽管仍然持续边缘，但并没有鸣响丧钟，更没有气绝身冷——它仍以自得其乐的方式坚韧地活着。
其实，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和人类签订了一份“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的契约——它和宗教、科学、哲学一样，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这是由人类思维的至上性和无限性所命中注定，它与人类同苦乐，并伴随人类的永恒而指向无限，正如韩少功先生所言：“只要人类还存续，只要人类还需要精神的星空和地平线，文学就肯定广有作为和大有作为——因为每个人都不会满足于动物性的吃喝拉撒，哪怕是恶棍和混蛋也常有心中柔软的一角，忍不住会在金钱之外寻找点什么。”只是，边缘本来就是文学的固有位置，就如李敬泽先生说的历史上的文学从来没有一个“一路顺风、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时代，这本身就是文学的“常识”，而一段时间的种种耀眼光环和优渥待遇只不过是某个昏聩时代错给它的鲜衣怒马，只不过是被利诱、被强奸和被“借壳上市”的胡乱的加官晋爵。纵观文学连绵不断的数千年的漫长生命，它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低调的、内向的和离群索居的，它更习惯于偏居一隅，隔窗遥望，静观尘世的纷纷扰扰，咀嚼情感的温暖细节，沉醉生命的诗意翻转，调拨心灵的坐标方向。它在陶渊明和威廉·福克纳等诸多文人的生活中如鱼得水和物我两忘——它也许并不拒绝隆隆的车马和驳杂的市声，但一定懂得何时让“心远”而“自偏”；它也不回避世俗生活的喧哗与骚动，但一定知道在内心需要安枕的那一刻及时关窗。它痴心建筑自己的清幽边城，醉心雕琢自己的微物之神，独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那么，身处生活激流与漩涡中的当今匆匆过客还需要文学吗?手握各种电子产品海量信息随时随地扑面而来的现代人还需要文学吗?我想不出一条“必需”的理由，但我能讲一百个“应该”的道理。当你被喧嚣的忙碌弄得浑身疲惫，当你被灯红酒绿耗得心智枯竭，当你患上“存在主义”焦虑症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时，你不妨有时把生活“边缘”一下，缓一缓过于匆忙的脚步，避一避过于热情的呼朋引类，少几回低音炮、麻将、洗脚药水、八卦闲聊和谈股论市，来几次青灯黄卷与闲窗夜读，来几次心灵输液和精神趋光，那么你很快会得到人生诗意的另一面——那是一种连哲人海德格尔都向往的诗意栖居生活，那是一种多么的别开生面和与众不同。
作者：潘绍东
